一段称得上漫长的相属相处，难免滋生出爱之恨之的恩怨和苦闷，这种情形常常见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国家内。然而，剪不断的相期相许、希望渴望、怨愤怨恨——千情万绪，无非是他们曾经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证明。但愿以下的对话，能够表达每一个有着类似经历的湘大人的心声。
学生:老师，听人说你15岁进湘大，至今差不多20年，堪称湘大的“老臣”了。值此校庆之际，你可以讲讲你心目中的湘大吗?包括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老师:首先我得谦虚地承认，相比湘大真正的创业者，我不仅算不上“老臣”，简直是乘凉者。我1979年考入湘大，作为学生7年，1986年秋天，开始留校任教，才真正在湘大为“臣”。
学生:校史载，湘大1958年建校，1974年复校。你进湘大时，湘大是如何一番景象?
老师:1979年9月，学校至今还在“服役”的大客车把我从湘潭火车站拉到第一教学楼(当时集行政办公、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于一身)前的土坪里(现在是花坛)，卷起黄沙漫漫。我就在漫漫黄沙中第一次见识了湘大，一幅沧海变桑田的草创模样，真是“触目惊心”!
学生:你失望吗?
老师:谈不上失望。“文革”后的中国，象一片尘封有日、垂垂待尽的荒原，到处灰朴朴的，湘大无非更多一份原始和荒凉罢了。但其中暗含了一种生机，蓬蓬勃勃。这种生机是从人的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每个人都沉迷在仿佛一定要做出什么美好伟大事业来的憧憬与朦胧期待中。
学生:据说当时很苦。
老师:苦是当时每个人共同的待遇，很苦的感觉却是苦尽甘来之后才更加充分地体会到的。不说学生的生活，就说老师。当时大部分老师都寄居在附近的农家，更准确地说，大部分老师新来乍到，都要经过或长或短的寄居农家的生活，才有望搬进学校用加速度建成的简陋公寓，别以为那时候的羊牯塘有钢筋水泥结构的民居，砖瓦房便算是豪宅了。早些天听人文学院张铁夫教授说：中文系有一位老师寄居乡下，一场决非罕见的风雨就把他家的屋顶掀掉了，于是全家都在风雨中。开句玩笑说，彼情彼状，真是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让人宽心的是，雨过后，同事去了，校长去了，该去的不该去的都去帮他家料理“灾”后事宜。接下来，当然不会没有盈眶的热泪，不会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壮志豪情。湘大复校时类似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很多，老一代湘大人至今怀念共患难时上下左右之间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温情和温暖。
学生:你们的学习情况如何?
老师:条件自然很差，差到同样可以“忆苦思甜”。但是，我要说，与今天相比，当时那种对于知识的饥渴和纯朴热情，简直不可思议。兹举一例，你也许不信。在我们的宿舍一楼，有一间书店，当时全校七七、七八、七九几个年级的同学加起来大概还只有一千人左右，但是，那间书店的书架上却总是空空落落的。书到哪里去了呢?被买走了，来什么买什么，来多少买多少，只要是书。我一直记得书店里两个大小伙子守着孤零零三五本书的荒诞剧情景。
学生:大学四年，什么让你铭心刻骨?
老师:大约大三的时候，彭燕郊先生(20世纪中国史诗上，不可能没有关于他的篇章)和萧艾先生(愿上帝在他的身旁保护他卓越的不同寻常的才思、愤怒和刻薄)在同一个学期给我们开设《诗歌欣赏》、《王国维研究》的课程，当他们用当时中国学界最“前卫”的思想和学识，向我们滔滔讲述波德莱尔的《信天翁》、雪莱的《西风颂》，讲述王国维如何在古典与近代、东方与西方的苦闷疑虑中自沉昆明湖时，我有一种被扩张、被启蒙的强烈感觉，混沌初开的感觉。其时，我开始读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几乎把这本书抄了一遍，我第一次体会到，即使是已经流逝的生命原来也可以是灵动和温润的，美的表达就是生命的表达，而生命是无法或者说不应该简单地概括和定义的，它永远体贴不尽，永远在被发现和创造中，全部文化史写满了了这种体贴、发现和创造，让人魂牵梦萦。
学生:这是你读研的契机吗?
老师:是的。我很侥幸成为了羊春秋先生的弟子，我的两位师兄是七七级中文班的，他们的优秀与杰出真是人见人爱，我在他们象兄长一样的呵护下度过三年，那种美好欢快的感觉，与那个从蒙昧中醒来的时代氛围完全合拍，让人沉醉。
学生:羊春秋先生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湘大有一批象他这样为人为文为师都堪称楷模的老一辈学者，正是他们，造就了湘大八十年代的华彩乐章。是这样吗?
老师:应该说，湘大复校二十多年来的成长，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尽管她失去过一些成长的机会，今天所达到的高度也并不尽如人意。但她已经拥有的规模和层次，包含了远不止一代人的忠诚和努力。要知道，这里曾经是一片连野草都长得不太茂盛的黄土高坡。
学生:都说湘大有点偏僻，妨碍她的发展。
老师:真是这样吗?且不说现代化正在使“偏僻”这个词拥有相当于“清洁”、“自然”的褒义，就说湘潭果然偏僻边缘吧，你知道它曾经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被不止全中国的人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吗?我当然不认为那段历史有多么美妙，我的意思是说，中心与边缘从来都是人的作为，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魅力和份量。19世纪的美国不是很偏僻吗?远离作为世界中心的欧洲大陆，它在美洲，可是，它是20世纪世界经济、文化、科技当之无愧的中心。不是这样吗?而现代高等教育，原本就是，或者说应该是一元中心的皇权政治与文化的该死的敌人!
学生:那么，你以为如何化腐朽为神奇，让偏僻不至成为湘大人因循懈怠、不思进取的借口?
老师:当然要靠人。30年代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曾经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在90年代听来仍然震聋发聩，这自然远不止是湘大的悲哀。犹未为晚的是，湘大在她已有和将来一定会要发展出来的每一个学科，应该着意造就与吸纳具有独立品格和学术优长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师或准大师，而不只是每年发劳保福利似的在校属各单位评多少高级职称。毁掉一个职业和专业岗位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什么人都可以拥有这个职业和岗位，教授自不例外。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学科与专业建设，我们不能象曾经被政治原则简单地决定过那样，如今又被伪科学以及市场原则简单地决定(它们在本质其实是一致的)，学科和专业并不等同于职业，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必须有自己理性和原则，必须对社会构成一种牵引，而不止是被牵引。
学生:你的意思我能体会一点，不过，我感觉到这些问题似乎牵涉更广大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对于学校来说，能够付诸实际的也许非常有限。
